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，一生仅有两篇游记。

1047年，27岁的王安石，以大理评事赴知鄞县（今宁波市鄞州区），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。到任后，适逢鄞县大旱，“渠川浅塞，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存”。初来乍到，王安石将“治水”列为治鄞的首步。为了解情况，当年十一月，王安石自县城出发，开启了周巡。据记载，王知县东至鸡山(五乡镇)，北及灵岩乡(北仑)，南至芦江(柴桥)，西至桃源(横街镇)。这一过程被完整细致地记载于王安石的《鄞县经游记》中，“凡东西十有四乡，乡之民毕已受事，而余遂归云”。历时12天，沿途步行泊舟，借宿寺庙，可以说王安石用脚步实实在在丈量了鄞县全境14乡。

正是在这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，王安石清楚的把握了县域治理的“牛鼻子”，后兴水利、治钱湖、办县学、施新政，将官粮低息借贷给百姓以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，即“青苗法”的雏形。古代中国以农为本，王知县执政期间足迹遍布明州，因地施政，获得了广泛支持。鄞县的探索，也成为其在全国推行水利法、青苗法、保甲法等新政的样本。

王安石的另一篇游记《游褒禅山记》写于8年后，其从舒州通判任上辞职回家途中游览褒禅山所感而发。游记从辨析褒禅山、华山洞名称的由来开篇，记叙游览前后两洞的情况——前洞道路平坦，记游者众；后洞“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”，但至者愈少。进而提出做学问干事业须“志”“力”“物”三者统一，“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”

熟悉历史的都知道，王安石一生三起三落，持之以恒的变法是最直观的标签。但阅其文字，会发现其为人坚韧果敢、思想深邃，不只是改革家、文学家，更是封建时代难得的经济学家、思想家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古代最早提出市场经济理念的人。在游览褒禅山不久，王安石回京都赴任，开启了变法萌芽期，回过头看，他在游记中论述的克服华山洞之险、方能观其奇，也是对自己未来变法道路之险、方有新政之奇的隐喻。

两篇游记看似只是王安石诸多文字中的片段，但细细读来，与其说是游记，更像是职业生涯的重要记录。《鄞县经游记》是王安石对自己主政一方、开展大调研大走访工作经历的梳理，《游褒禅山记》是中年王安石对自己多年工作心得感悟的梳理，尤其他辩证的阐述“志”“力”“物”之间的关系，于今天而言，依然发人深省。

“志”是根本和前提。就检察业务而言，树牢为民之志，将高质效的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终身追求，既通过高质量履职准确适用“文本法”，又充分关注贴近群众的“内心法”，方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就地区发展而言，树牢“敢为天下先”之志，方能有勇立潮头谋新篇的魄力，有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动能；“力”是关键动力。志是航标，力则是发动机，“志”必须通过“力”来实现。大兴调查研究是开展工作的第一步，与其“本领恐慌”，不如沉下心来把情况摸熟，找到真正的难点、痛点、堵点。一旦锚定了目标，就要心无旁骛的推进，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的追求；“物”是重要保障。志和力是主观条件，物是外在的客观条件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，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，任何实践活动，必受制于当时当地的意识形态和物质条件制约。具体到干事创业中，既要克服困难，也要顺势利导，要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于发挥“力”的客观环境，主客观相一致方能到达“志”的彼岸。

史学家对王安石的评判还有很多，也更为复杂，但作为曾经执政一地的父母官，对其总有些特殊的情感。治鄞千日，影响千年，我想王安石留给我们的不仅有东钱湖，更有他务实进取、敢于涉险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心性和精神力量。

作者：市院第一检察部 周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