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死后世界的思考，是催生宗教的源头。各种宗教，无一不产生于对死后世界的超越关怀。天堂、地狱、人间，前世、今生、来世，都是宗教的观念。

在佛教（西汉末年传入中国）传来以前，古老的中国缺少对于死后的关怀，诸子百家关注生，回避死，追求生命的延续，逃避生命的终结，古老的中国文化，成为一种重生避死的世俗文化。因此之故，古老的中国，有哲学而没有宗教，有天命而没有神。

《论语》：“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曰：敢问死。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智慧的孔子，以应当致力于人事的理由，回避了对于神事的倾注，以应当关注生的理由，回避了对于死的追问。

诸子百家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生，在神与人之间选择了人，创造了广及宇宙自然、道德伦理、政治军事的东方理性文化，却与宗教失之交臂，留下了精神的空白。古来中国人精神的空白，往往由历史填补，千百年来，历史成了中国人的宗教。我们没有圣经而有古典；我们没有神殿而有宗庙；我们没有最后的审判而有历史的裁决；我们没有进入天堂的永恒至福，而有写入青史的千古留名。孔子说：“知我罪我，其惟春秋。”在历史的殿堂中接受审判获得位置，成了中国人的来世追求。

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中国文化中历史意识的觉醒，也在殷周之际。殷灭夏，正是周灭商的镜鉴。以水为镜，可以知容颜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

“前不见古人，历史可以复活；后不见来者，历史可以预测；念天地之悠悠，历史绵延不绝；独怆然而涕下，历史慰藉心灵。”

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，历史学家就是祭司。司马迁说：“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。”远古的史官，正是上观天文、下察人事的卜师，也是沟通神与人、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先知。史官如实地记录人事，虔诚地上达神灵，谦虚地倾听天声，忠实地下达人间，如此得到神意，作为行动指南。历史学家的秉笔直书，植根于正确预测未来的期待，来源于人类对于神明的敬畏。

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的宗旨：“究天人之寂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此乃史家的最高境界。司马迁引孔子之言自述心志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他著《史记》，是延续孔子整理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的传统，寓义理于历史，五百年后自成一家。司马迁又曰：“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镜也。”已经参透了今借助于古，当代借助于历史以自我认识的奥妙。

两千年来，《史记》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巅峰，其叙事之良美有据，思想之微露深藏，堪称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，诸子之别家。”伟大的司马迁，他将生命注入历史，在著述立言中求得永生，历史是他的宗教，他是历史的祭司。

古圣先贤有言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经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。”

叔本华说，立言者的天空，有流星、行星和恒星。流星闪烁，转瞬即逝；行星借光，与时同行；唯有恒星，矢志不渝地放射自身的光芒。

作者：市院第三检察部 严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