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会系统辩证思考——读《疏离的眷恋》有感(市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周耀凤)
阅读学术专著让人又爱又恨,爱在于可以融会贯通、切实解决专业问题;恨在于需要字斟句酌,投入大量时间思考吸收。相对而言,专家学者的随笔更受人欢迎,一方面贴近生活娓娓道来,另一方面总有些吉光片羽为读者拾得,了解该专业之皮毛,以及该专业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、处事模式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《疏离的眷恋》是全球知名的法律经济学家熊秉元的随笔散文集,分为“最后一片云彩”“移动的城堡”和“疏离的眷恋”三部分,前两部分主要是赴英国访学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思,第三部分则是教学日常的一些思考。文章大多撰写于2000年前后,虽然拿20年前的文章出版似乎有些滞后,但法学和经济学毕竟不像科技发明那样推陈出新,有些基本理论依然适用,有些争议问题依然存在,对于未系统学习法学、经济学或者法律经济学的社会公众而言,读来多少会有一些启发。
比如书中所提及的连体婴问题,地中海一对年轻夫妇怀孕后扫描发现胎儿异常,是一对腹腔相连的连体婴,但由于天主教坚决反对堕胎,只能诞生。两个女婴玛丽和裘蒂共用肺和心脏,如果不加干预,两者寿命不超过半年;如果动手术,则玛丽死亡,裘蒂可以存活,但仍需要一连串矫正手术。如何抉择?父母基于宗教信仰关系反对手术;医界人士和社会团体则认为女婴利益高于一切,法院应当介入,强制医院动分割手术。法院举行公听会,毕竟一旦判决就会形成习惯法判例,对其他类似或相关案例产生深远影响,必须要慎之又慎。有人认为,不动手术对于玛丽来说就是消极的谋杀;有人认为,动手术对于裘蒂来说就是不折不扣的谋杀;有人认为,要区分裘蒂和玛丽到底是一人两头还是两个人连接在一起,如果是一人两头,则去掉多余之头无可厚非……作者认为,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考虑是否动手术,都是以孩子的利益为最高指导原则,但是孩子的利益由谁代表最为合适?从长远来看,无论是对信奉天主教的父母,抑或是对社会而言,无论那种选择都要承担相应成本,要讨论的无非是哪种成本更大。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对价值的取舍,是救人重要还是神的旨意重要,抑或是父母有决定权,只要符合案件发生地的社会主流价值,也许就是相对公平的。作为一门社会学科,法学并不像数学那样一是一、二是二有标准答案,比答案和结论更重要的是说理,要在左右为难的两难选择中系统辩证思考,跳出选择看选择,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。
作为一名法律经济学家,作者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,信奉“人类所有的行为,都可以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”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强调“为求胜利,不计代价”,但事实上,这句话的的精神鼓励和口号性作用更大。譬如餐厅、戏院不装防火逃生设备,可以省点钱;但是一旦意外发生,却要承担丧失宝贵生命的成本;譬如我们将醉酒驾驶案件纳入刑事案件范畴,虽然使司法成本提高,但是却可以使社会公众树立“喝酒不开车、开车不喝酒”的良好观念,减少因醉驾开车而发生的车毁身亡等意外事故损失……诚如作者所言,有时候,虽然成本表现的形式可能很隐晦、很间接,可是确实无所不在。之所以一些行为入刑、一些行为不入刑,当然有行为危害性的考虑,但同时也有成本方面的考虑,毕竟法律要便于执行,所以醉驾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入刑,而呼声同样很高的毒驾、药驾则尚未入刑。
学会系统辩证思考,懂一些经济学原理,可以使我们在出谋划策时避免陷入简单直线思维。譬如前阵子一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允许30岁以上单身女性生育一胎,其理由是当前我国存流产胎儿数量众多、人口结构性失衡、“剩女”生育意愿强烈却无法找到适婚对象而错过生育年龄、不孕不育率居高不下等各类问题,认为通过修订计划生育法律法规,允许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,且享受合法生育的产假、生育保险等一切权利,可以增多新生儿、使女性能够利用辅助生殖等方式达成生育意愿。看似对症下药,实则南辕北辙,流产人数中有多少是30岁以上未婚女性?人口结构性失衡到底男女比例多少?“剩女”中到底有多少有生育意愿?生育政策是否对生育孩子有那么大的影响作用?事实上,影响人们要不要孩子,更多的是孩子的养育成本、各类投入问题,有些流产也是基于各方面考虑之后作出的理性行为。鼓励单身女性生孩子,生完之后呢,谁来为他们缓解养育压力?这一政策如果真的落地,最大受益者不是30岁以上单身女性,而是那些辅助生育医疗机构,甚至有很大可能会异化为卵子交易合法化、代孕合法化、各类私生子合法化。最终,一部分有财、有权的男性可能会拥有更多情人和私生子,而各方面条件一般的单身男性找对象的难度提高。正如很多人认为“一夫一妻”是保护女性的,而上过法律经济学课程,尤其是上过薛兆丰老师的法律经济学课程后,我们就会知道,“一夫一妻”其实是保护男性的,如果像有些国家那样允许一夫多妻,女性自然会在她所接触的男性群中寻找最适合的男子,一些优质男子当然会有很多妻子,也有相应的能力养育更多孩子,但更多的普通男子却会面临找不到对象的困境。
掌握一些法律经济学原理,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时,我们才能更好地系统辩证思考,更为全面地解释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,更加客观地了解作出决策时可能面临的两难选择,更为审慎稳妥地提出合理科学的对策建议。